ISBN:9787519044695
作者: 郭青林
字数:256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
郭青林,男,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15vip太阳集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目 录
第一节 “知正知奇”:方东树的诗歌“正变”思想 080
第二节 “善因善创”:方东树的诗歌“通变”论 093
序言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青林君将其博士学位论文《方东树诗歌史论研究》增订完成,即将付梓为专著,诚乃可喜可贺。“桐城亦有诗派”,进而可谓桐城派亦是诗派。深入研究桐城派后师方东树的生平思想与学术成就,结合其古文理论,以其诗学著作《昭昧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诗歌史论为课题,对桐城派诗学作出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方东树在桐城派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理论贡献,其中之一,就在于他学养深厚,诗文并能,造诣亦高,所著《昭昧詹言》又对桐城派诗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阐发。桐城派虽以古文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为主,是文派,其成就与影响亦主要在此,但其领军人物和主要名家亦多能诗,亦是诗派,其诗歌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成就与影响,皆甚重要,不仅具有其独到之处和突出业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主要作为文派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就桐城派文学整体研究而言,说桐城派亦是诗派,可谓符合实际。此从方东树作为桐城派作家这一个案研究之中,就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说明。对桐城派文学的现代学术研究,无论是作为文派还是作为诗派,始于二十世纪初,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对桐城派作家的诗作与诗学的研究,与其作为文派的研究比较来看,显得有所不足。这实际上也限制了对其作为文派的研究水平,仍然是亟待改变的研究现状,特别是对那些诗文俱佳甚至是诗胜于文的作家如刘大櫆等人而言,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当然要具体作家具体分析。桐城派的诸多名家,于诗文并重并能,其古文理论常常表达在其诗论之中。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一定非要将其诗歌研究从属于古文研究,置于可论可不论的次要地位。始终固守以其古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为主的畛域,就很难撰写出一部更加全面的桐城派文学史和桐城派文学批评史。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诗文是正统,文人士大夫多并重而并能之。往昔先贤标揭桐城亦有诗派,多从桐城地域诗人出发论之,如清代后期徐璈所编《桐旧集》,是在康熙中潘江《龙眠风雅》等基础上,辑成明清两代桐城籍一千余位诗人七千多首诗作的桐城诗歌总集,其立意与我们在此强调桐城派亦是诗派,有所不同。与方东树同为姚鼐门下四杰之一的姚莹,在其《桐旧集序》中说:“国朝持论之善,足惬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书(王士禛),后有吾从祖惜抱先生(姚鼐),庶其允乎!归愚沈氏(沈德潜)所得本浅,论诗仅存面貌,而神味茫如,其当乎人心之大公者,盖寡矣。”又说:“自齐蓉川(齐之鸾)廉访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钱澄之)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是以康熙中潘木崖(潘江)有龙眠诗之选,犹未极其盛也。海峰(刘大櫆)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姚莹《桐旧集序》)这才是继承和张扬姚鼐等人诗学的桐城派主张。
桐城派方、刘、姚三祖皆能诗,尤其是他们在诗学上也都有贡献。被推为桐城派始祖的方苞,虽曾一再说自己“绝意不为诗”(《乔紫渊诗序》),今仍存诗二十首,其中有些诗作乃写于晚年,可见其于诗并未能绝意不为之。方苞“义法”说为桐城文派之奠基,其诗论亦能深得诗心,为后来桐城派论诗者所继承。实际上,“义法”说亦成为桐城派诗学的主要理论,因为在桐城派作家看来,“诗文一理”。至于刘大櫆和姚鼐,不仅如姚范等一样,善以诗鸣,更有诗歌选本,通过选本批评来表达其诗学旨趣。刘大櫆除其著名的古文理论著作《论文偶记》外,还有《历朝诗约选》《唐诗正宗》等诗歌选本。姚鼐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成《古文辞类纂》后,复于二十年后的嘉庆三年(1798)编成《五七言今体诗钞》,其序言中明确表明是为继王士禛《古诗选》而辑,宗奉“风雅之道”,致力“维持诗学”(《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桐城文派,至姚鼐而成;桐城诗派,亦至姚鼐而立。简而言之,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出桐城”,而桐城亦有诗派,亦有诗学,桐城文派亦是诗派。所谓“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实非虚言。
从桐城派诗学研究文献角度讲,应注意如下五个方面:一是要重视桐城派文家的诗歌作品与其诗学关系的研究,此点不待多言。二是要重视桐城派文家的理论形态的“诗学文本”的研究。这种“诗学文本”除了如方东树《昭昧詹言》、鲁九皋《诗学源流考》等专著专论外,主要还有关于诗论的序跋文章、尺牍、笔记、论诗诗等,如方苞《徐司空诗集序》《蒋詹事牡丹诗序》,姚范的《援鹑堂笔记》(有关诗论条),刘大櫆《伯父纷既先生诗序》《左仲郛诗序》,姚鼐《海愚诗钞序》《荷塘诗集序》《敦拙堂诗集序》《朱二亭诗集序》以及《惜抱轩尺牍》《今体诗钞序目》,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等等。至于有关诗集(如杜甫诗集)的批点文本、具有诗论在内的有关作家的墓志行状等,也应作为诗学文献。三是要重视桐城派文家的有关古文理论的专著专论与其诗学关系的研究。如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姚鼐的《复鲁絜非书》等,在“诗文一理”、以文论诗的桐城派文家看来,其中所论,如“神气”说、“阴阳刚柔”说等,皆可涵盖诗学。四是要重视桐城派文家的古文选本和诗歌选本所体现出来的诗歌观念、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研究。文学选本是一种文学批评,学界多称之为“选本批评”,如按照刘勰《文心雕龙》之所论,也可以名之曰“选文批评”。鲁迅先生《选本》一文,已经深刻阐释清楚选本与批评的关系、选本是批评的理念。姚鼐《今体诗钞》卷首序目所论五言今体诗六则与论七言今体诗九则以及全书中的一些简要的批点,都属于理论形态的“诗学文本”,已如上述,自当要深入研究;但更重要的仍然是《今体诗钞》对唐宋五七言律诗的具体入选情况的研究,从中概括其诗学主张和诗歌史论的观念。方东树《昭昧詹言》屡屡称引姚范、姚鼐之所论,这一点受到吴汝纶、吴闿生父子的重视。《昭昧詹言》论诗重视风雅和庄骚之传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风骚精神,别有新见,其中应该受到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影响。姚鼐说:“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把“辞赋”归入古文一类,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其“辞赋类”和“哀祭类”入选《楚辞》等辞赋作品,屈原的《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和宋玉的《九辩》等及景差的《大招》,均入选“辞赋类”;屈原的《九歌》和贾谊的《吊屈原赋》等入选“哀祭类”。姚鼐认为:“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这正是桐城派文家主张“诗文一理”、以文为诗、以文论诗的理论渊源与依据之一。姚鼐又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所谓“风雅之变体”云云,就是视《楚辞》为《诗》之流变,桐城派之诗学底蕴,乃是要弘扬风骚精神,其“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所谓“文之精”与“文之粗”,本也是风骚作品之艺术特点的提炼,是故也就是诗之精与诗之粗。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古文辞类纂》中,入选了许多诗论性的文章,本身就是诗学文献,这对桐城派诗学也应该具有重大影响。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梅圣俞墓志铭》等,不烦赘举。五是要重视对桐城派文家关于桐城派作家所撰诗学著作之批评文献的研究,如吴汝纶、吴闿生父子对《昭昧詹言》的批评等。研究《昭昧詹言》,就自然不可忽略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及其子吴闿生的批语。汪绍楹先生点校本《昭昧詹言》,虽然是以1918年刊刻的武强贺氏本为底本,但删去了吴氏父子的批语,造成学界研究方东树诗学时对吴氏父子的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青林君于上述五大方面的桐城派诗学文献,皆能予以关注,难能可贵。
至于桐城派文家的具体诗学观点,这里就不列举归纳,青林君该著中有不少征引与分析研究。青林君该著的主要内容,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有五章,分别探究了方东树的学术思想与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诗歌史论的特点及意义和诗歌史论的问题及根源等,每章皆有新的创获。至于该著是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憾和不足,还请方家教正,也相信来日方长,青林君自会更加精进。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自青林君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及毕业后去我校文学院任教迄今,已有十年矣。青林君文献功底扎实,笃志好学,又善于作大文章,视学术如生命,兀兀穷年,孜孜以求。我校是研究桐城派文学之重镇,桐城派文学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巨大的文学遗产,作为后人,尤其是作为安徽的学者,有责任把桐城派文学研究好,此可共勉,亦深所望焉,是为序。
陶礼天
2019 年8月18日深夜于北京